民退国进基调已定（如何理解“国退民进”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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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国退民进”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有什么意义
“国退民进”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逐步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按照精英们的解释，“国”即国有经济，“民”即民营经济，整个词合起来即是说“国有经济退缩，民营经济前进”，继而又解释为“国家让利于民”（可参阅张卓元、黄范章、利广安主编《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
这是流氓精英们撒下的弥天大谎。
从理论上分析。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人民的，国即是民，民即是国，国民一体。因此，国有经济就是民有经济。然而精英们创造出“国退民进”后，不仅硬生生把国民一体血淋淋地撕裂开来，而且把“国”——国家推向了“民”——人民的对立面，极为罪恶地营造了国家与人民相矛盾的问题。而且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上说，国家又可以理解为政府，如此，则又等于把政府与人民对立来，即共产党与人民对立。这是“国退民进”一词的恶毒性所在。
从实践上剖析。3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一方面，千百万工人失业下岗，亿万农民被迫沦为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工人农民一起背负起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新的三座大山，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另一方面0.4%的极少数人攫取了国家70%以上的财富，甚至拥有了上亿元、数十亿元、数百亿元的私有财产，当知“国退民进”的“民”，其实不过是资本家，甚而官僚资本家。精英们用张、王、李、赵不同姓氏的资本家冒名顶替“人民”，通过对词性概念的偷梁换柱来掩盖发展资本家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
“国退民进”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危害巨大的，它让中国悄然转变了国家性质，由人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当家做主变成了精英——少数富贵起来的资本家、地主、官员、知识分子当家做主，由社会主义变成了修正主义即资本主义，不仅帮助资本阶级复了辟，而且助推共产党内部衍生出新的资产阶级，让中国重新进入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
国退民进的背景资料
证券市场上“国退民进”发轫于1994年，始作俑者为恒通协议受让棱光国家股以及浙江凤凰国家股转让于康恩贝集团。
1996年国家股或法人股转让达10几起，其中属于国退民进性质的仅有海虹控股、永生股份和双虎涂料等。
1997年下半年市场掀起重组热，民营企业通过协议受让国有股权以借壳上市、买壳上市大行其道。涉及国有股、法人股转让的有30多家。其中国有股协议转让给民营企业的有国嘉、广华化纤、贵华旅业、武汉电缆、ST石劝业、湘火炬等。
1998年被称为“资产重组年”，上市公司重组活动高达624起， 涉及国有股、法人股转让的有70多家。其中属于国退民进性质的有前锋股份、ST辽房天、鼎天科技、双虎涂料、东北华联（现名ST高斯达）等。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股转让再成热点，全年涉及公司近百家。其中属于国退民进性质的有聚友网络、阿钢、辽物资、吉诺尔、重庆川仪、泰康股份等。
2000年国退民进再掀高潮，不计法人股转让和国有股划拨或国有经济间的转让，属于国退民进性质的就有40多家。
陈志武：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打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阀门。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一场“国进民退”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我想提醒的是，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对行业准入进行审批、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远期经济上的消极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存在威胁法治精神、破坏规则的公平性，因为在法律、规则和政策面前，国企和民企是不平等的。
如果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都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私有制会必然导致宪政法治，私有制不是宪政法治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国有制或公有制必然会导致宪政法治的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国有制之下没有真正的平等竞争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层面上，看国有经济对宪政法治的影响。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个等份组。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宪政法治水平与其政府可以花费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人感觉太抽象。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负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民营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或者说广义上的政府。国家具有我们普通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包括议会，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司法权、执法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那么，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没有国家背景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呢？它怎么可能跟私人、民企平等？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看经济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并不重要。我要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是规则对所有参与者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有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个国家如果采用国有制，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也会慢慢腐蚀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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